痴想者

　　近一个月来,听到了不少所谓的社会精英的言论,真让我大开了眼界。他们中有部级的新闻发言人,有北大、清华大学的著名的教授、经济学家,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都是知名的社会精英人士。按说,这些精英人士的言论应该是深思熟虑的,但做为一介草民的我,听了他们的高谈阔论后,真为这些所谓的精英人士既感到好笑又感到悲哀。他们的言论,在生活在基层的人看来,就是连三岁小孩都懂得道理,他们却总是睁眼说胡话,你说他们到底图个啥？他们是真傻还是装傻？
　　
　　咱先看看清华大学廉政建设研究所任建明教授的高谈阔论：
　　“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公车滥用现象,就要对公车进行货币化改革。除考虑到国家领导人和省部级领导出于安全配备公车外,要最大限度地取消公车(司法机关和特殊部门除外)。同时,政府也要相应地改革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在今后步入“汽车时代”后,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2月15日《中国青年报》）
　　分析：任大教授的想法不错,由于现在滥用公车的现象屡禁不止,那就只好给国家的公务员多发银子,只要他们的腰包鼓了,他们就自己买私车了,也就不用公车了,滥用公车的问题不就解决了？你看,多好的办法,一石数鸟,你们就想不出来,还是我任大教授厉害啊！
　　那么,我问问任大教授,现在我们国家科级以上的干部,有几个人没有足够银子买私家车？但他们为什么不买呢？即使国家发给他们更多的银子,他们一定就会买私家车马吗？再有,假如国家满足了公务员买私家车的愿望,但公务员还要在高档饭店、旅馆以及娱乐场所消费,国家还需要满足他们吗？有些公务员需要包二奶,养小姐,为了防止这些腐败现象的发生,难道国家也需要发给他们银子？
　　任大教授,我看你的智商还不如俺村里老王家那个傻二小子高,真不知你是怎么成为教授的！
　　
　　清华的任大教授厉害,北大的教授也不是等闲之辈。咱再看看北大那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了张维迎是怎么胡扯的：
　　在2月25日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组织的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发表了新的高见：“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尽管与会许多人反对,但张维迎坚持认为,“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2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分析：张维迎张大教授好像出生于一个陕西省的一个贫困县。他的父母现在可能已经离开了那贫困的农村小山沟,因为老张家出了一个留过洋的大学者,也许父母会占点光就成了城里人,已经过着丰衣足食的大康生活了。但无论怎么样,估计张教授一定还会有几个穷亲戚吧？皇帝还有几个穷亲戚,你张教授再厉害,不会比皇帝还牛吧？你的亲戚中就没有农民？你的兄弟姐妹或者叔辈兄弟姐妹就没有工人？他们现在情况那个会比那些领导、干部的情况好,他们得到什么利益了？既然他们没有得到什么利益,还谈什么损失？张大教授太聪明了,会偷换概念了,比俺上初中的胖小子强多了,佩服！
　　
　　大学教授都开始胡扯了,政府部门的官员于是也来凑热闹了。我们再看看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是怎么信口雌黄的：
　　综合报道,27日下午,教育部召开今年第三次新闻发布会,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介绍了近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有关情况,他再次重申了“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观点。王旭明特别表示,教育部要旗帜鲜明、公开地反对教育产业化,并号召大家共同反对,“让它如同过街老鼠一样”。
　　分析：王旭明同志,您挣着眼说假话难道就不脸红？有多少农民的孩子因为负担不起所谓的“义务教育学费”而早早辍学？还有多少大批民工的孩子在城市里有学却不能上？又有多少农民、下岗职工的孩子因昂贵的高校学费而被拒之高校门外？而王旭明同志却信誓旦旦的说教育成功了,理由是“中国的绝大部分人从中受益了”。 
　　王旭明同志,您的孩子一定是保送上名牌大学的,但我们普通百姓有多少十岁多的孩子为了去挤高考这座独木桥而从早上六点就起床去上学,晚上十点钟才踏着星星回家？有多少孩子是因为繁重的功课而失去了他们自由天性的发展？而又有多少孩子在我们的现行教育体制下真正成了才？难道把我们的孩子逼成天下最累的人群就是“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了？难道把我们的孩子教育成一个又一个的缺少灵气的书呆子,这就是“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了？ 
　　王旭明同志,您说“教育部要旗帜鲜明、公开地反对教育产业化,并号召大家共同反对,“让它如同过街老鼠一样”,但我们的重点中学只收50％左右的考生,其他的考生靠上交上万的人民币才能就读；高考招生,尤其是艺术类考生招生的黑幕；三类高收费大学的出台；各高校乱收费的丑闻接连出现；高考移民的方兴未艾,这就是你们反对的教育产业化,你所说的“过街老鼠”太厉害了,都把俺老百姓的腰包都偷光了！ 
　　王旭明同志,您说“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但学校的规模、尤其是高校的规模一年比一年扩大,但高校的收费却一年比一年高,高校成了部分富人的学校,不少穷人的孩子倾家荡产也读不起大学,大学毕业生能力水平也普遍下降,大学生就业前景越来越黯淡,大学生的薪水逐年下降,您是否能够给我们个圆满说法？
　　很恳切的问王旭明同志一句：您是在信口雌黄还是在大话西游？

　　看到这么些精英们都在傻扯淡,我们的政协特邀委员深圳富源集团董事长缪寿良也不甘寂寞了,马上在两会上提了一个看上去有点搞笑的提案：
　　本报讯（南方都市报记者周玉 本报记者廖卫华）两会期间,全国政协特邀委员深圳富源集团董事长缪寿良认为,为促进权力道德法律化,建议制定《从政道德法》,通过法律对公务员态度傲慢、出言不逊加以约束；为防止公务员大吃大喝,公务员的体重也要控制。
　　分析：缪寿良老板,按说您做为一个集团的董事长,智商应该不低啊,这么搞笑的提案您也能提出来,真让我想不开。您也不想想,单纯靠限制体重,能够防止那些政府官员腐败吗？再说了,俺家的那个上初中的小子,从小就胖,就是喝凉水也长肉,如果您老的提案被通过了,这不就断送了俺那小子的仕途前程了？缪寿良老板,您就饶了俺吧。您要知道,俺老刘家可是几辈子没有出过官了,俺就指望俺那胖小子了,可不能再让老李家的那个瘦猴孩子抢了俺孩子的仕途。如果真是这样,到时候俺可与您缪老板算帐！

　　唉,就到这里吧,咱不提那些社会精英们了,越说越生气。估计他们也就是这个水平,也有很大的可能他们是故意胡说八道来调侃、消遣我们这些小民,但有一句话老刘还要说：不要把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当傻瓜,你们这些所谓的社会精英们,最好是闭嘴吧！

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却感觉到孤独
包裹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我却感觉到软弱
奔走在柴米油盐的生计中，我却感觉到迷茫
流连在惊天动地的感情中，我却感觉到麻木
我已不太有能力，坚持，坚持我所相信的，抛弃的，遗忘的，美好的...

　　晚上看了一部下载的韩国影片，看着看着竟然哭了，记不得有多长时间没有流过眼泪了，也不是麻木，只是现在很知道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不愿意弄得跟林黛玉似的多愁善感，让人生厌，有时候有点感觉就会自己提醒自己，都是演戏，都是假的。可能是跟今天的心情有关系，受不了女主角伤心欲绝的眼泪。电影叫《百万富翁的初恋》，写一个继承千万家产的富家子弟与一个身患绝症的农家女孩的爱情故事，一个拥有了爱情，却没有命去享受，眼睁睁等着死神从自己手中夺手而无能为力的女孩，始终用一颗平和善良，却又脆弱的心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情节算是老套，在很多小说和电影里都能找到影子，只是清纯的女主角演来依然娓娓动人，我见犹怜。有时候挺佩服韩国人，经过市场经济的教育，先进文化的熏陶，如今我们身处的几乎是一个不知爱情为何物的社会了，满眼的电影电视不是娇揉造作的无聊正剧，就是乱七八糟的滥情滥爱，琼瑶阿姨的东西除了糊弄糊弄小孩子，已经没人再感兴趣了，倒是韩国这几年仍不断拍着纯真唯美的爱情影片，时不时地感动着我们，看来我们还真是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疲于为金钱奔波，为生活劳累，要等到大家都过上小康日子的下一个轮回，才会有暇去认真找寻遗失的真爱，只是不知那时爱情到底离我们有多远了。

毛毛小姐：
　　您好！
　　我是个驻京的“打工仔”，你写的有关你父亲的两本书，我都看了。最近出版的这一本，先前就在一家小报上看到了。书名叫《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前天下决心买了一本，心疼了好几天，因为这本书太贵，要花我好多天的生活费。这些钱对你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对我可不是个小数。不过也值。我很想知道邓小平在文革中的情况和心态，更想知道你们这个第一家庭在“动乱”中是怎样度过的。以前对有关邓小平和你祖上的书，也读了一点，有内地出版的，也有香港出版的，当然大都是歌颂的，在当代谁敢公开批评邓小平呢？打着灯笼也找不着。你的书，当然更是歌颂的。儿女眼中的老子，都是救世主，母亲都是玛丽亚，统统是伟大的、善良的、慈祥的、美丽的。
　　俗话说，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穷人家的狗，即使吃不饱，也还是忠于职守，不离主人的家门，故有忠实走狗一说。对于父母的爱，也不会因为没有给治下家产而稍有削弱，娘丑爷丑在儿女心目中，照样是美丽的，可爱的。你我都是一样，这是很自然的。
　　你的后一本书，比前一本写得更好，可能还会得到美国人的奖励，使你在巨大的出版费收入之外，再获若干美金。你是当之无愧的。我也写了几本书，一本也出不了，只好压在床底下。
　　现在咱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劳动力自然都是商品。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是商品，凭劳动挣钱，理所当然，问心无愧，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吃掉别人或被别人吃掉原本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谁要是长红眼病，他是自作自受，叫他长去。现在知识也是私有的，自然是发财的资本，你大可以告诉那些红眼病患者：“你有本事，你也去挣呀！”
　　老实说，在当今的中国，无论那个男女也写不出你这样的书来。倒也不是他们没有好文笔，而是他们不可能有你的条件。你具体也较生动的记述了文革中的邓小平和你的一家，至于人们怎么看你的记述，那就不由你决定了。
　　人世间常常是对同一事物，同一人物，会有两种、叁种以至好多种看法，而这些看法，很可能迥然不同。就拿饴这东西来说吧，它是甜的，好吃得很。柳下惠用来孝敬母亲，他做贼的弟弟跖，却说可粘门闩。用途是天壤之别，至于你这块“饴”--《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也不会有共同的看法。敝人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也不是被歪曲为贼的盗跖，有点柳下惠对母亲的爱心，也有点盗跖的叛逆的倾向。只是从没有做过贼。有点不大安分守也是真的。虽不像不事权贵的五柳先生，也不是站惯了的奴才贾贵，犹好标新立异，逞能好强，所以喜欢我的人不多。虽奋斗一生，也还是个普普通通的早已下岗的小小公务员。对此我已很庆幸，没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牢狱就很好了。你这本书是写文革中的事，今天我无事生非的谈一点对你的书的读后感，可能难以使你愉快。但并非出自私心私愤，而是出自我对文革史的不同看法，出自对马列主义的不同理解，出自对某些理论的质疑，特别是出自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和热爱，这后一点，似乎和你很不一样。
　　小姐！你的家庭在文革中虽然遭受了那么多不幸，令人同情，但总起来说，比起来说，特别是比起毛泽东一家来说，还是最幸福的。无论从政治、经济、工作、生活各方面来看，特别是从文革斗争最后的结果来看，你们一家是幸福的。
　　你有一个好老子，他聪明至极，高深莫测，能伸能缩，棉里包针，老谋深算，计出万全，真是个了不起的伟人。我曾说过，当今世界上除了毛泽东以外，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有邓小平那样高的智商。无论和党内外的异已分子斗，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头子斗，和想整他的人斗，没有斗过你父亲的。至今我脑海里还记着你父亲和世称铁娘子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情况。这位铁夫人还想吓唬你父亲，被他叁言两语顶了回去，直顶得她脸色发白，气喘吁吁，出来大会堂还在台阶上跌了一跤；50年代中期，在和苏修的一次谈判中，也表现了他杰出的辩才。话不多，都说到了点子上。气得那位叫什么“格里申”的苏联代表团团长，脸红脖子粗，而你父亲则静如处女，纹丝不动。他真是才呀，是国家的栋梁材呀！“XX”事件，他只用了“要么交权，要么流血”八个字就定了乾坤；南疆之战只用了“教训”二字，就达到了御外固内，牢牢掌握了刀把子的目的；出访英国时，曾说他“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我是相信的。
　　批邓反右时我还是个保邓分子呢！所以文革后期他复出时，我是十分赞成的。他是个爱国者，当然也很爱家。你书中说你父亲“重视家庭仅次于政治”这话不假。我看你父亲重视政治和重视家庭是相辅相成的。重视政治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重视家庭。为了家庭又更加重视政治。文革中，你们家在江西军事干校那几年，最能表现你父亲对待家庭和对待政治的关系了。他真是个好父亲好家长好丈夫。为家庭特别是为儿女的生活、工作、治病及至嫁娶生息，无不关心备至。不厌其烦的给毛泽东和他的“大管家”汪东兴写信，报情况，提要求。而自己除上午到工厂小事劳动外，大门不出，二门不到，晚上读书，早上散步，厨下帮炊，园中学圃。你如实记下了这些在我看来寓意很深的琐事，对研究邓小平是大有裨益的。
　　一提读书，我就想起毛泽东，他天天看书，时时看书，临终那天还要看书，简直像个书“呆子”。你父亲可不这样。我的印象中，他很少读书。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说他读书，还是从你这本书里知道的。我猜想他读的是《叁国演义》，因为有报导说，他去江西后买了这本书，所以才说他读的是这本书。俗话说：“老不看《叁国》，少不看《西厢》”，这是封建说教，你父亲才不听这一套呢！我相信，他不但读了《叁国》，并且特意读了“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一章。他很需要这一章。他比刘玄德聪明多了。这位刘皇叔最后的结果是以失败告终，但你父亲正好相反。
　　小姐！你的父亲和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特别是在共运史上，都会留下深深的印迹。有人把建国后以毛泽东为首搞的一整套，批评为“教条主义”或“极左”路线：也有人批评你父亲搞的是修正主义或资产阶级路线。我看还是遵循你父亲的发明“不搞争论”吧！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客观事实的铁证，历史这个铁面无私的包公，会对你书里写的这叁位伟人有正确的评价。而对这叁个人的评价，肯定很不同或有同有异的。
　　就我看来，在民主革命阶段，或者说在建国以前，他们仨是志同道合的战友，是亲如兄弟的手足，虽职位高低不同，却无二心。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在“八大”以后，可就不能这样说了。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大问题上，仍然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尽管在某些时间某些问题上，有不尽相同的看法，但周恩来始终是毛泽东路线的忠诚拥护者。对文化大革命也毫不例外。你和你的“资料库”助手，上穷碧落下黄泉，查阅了毛周的有关档案，找到了周恩来反文革的一点真凭实据吗？你能找到在路线问题上,毛周有本质的分歧吗?毛泽东去世后，大肆宣扬的“批林批孔批周公”，完全是别有用心的瞎吹。最近在某刊物上发表的“梁效写作组”的成员之一的北大教授周一良说：“追查梁效的罪行中，很突出的一条是跟随四人帮反对周总理，我在梁效组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孔是批周总理，也从未听到迟群、谢静宜二人在会上暗示过。周总理逝世，梁效组成员都很难过……”。
　　是的，你父亲在文革末期复出后,已是周恩来病入膏肓的时候，当时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在纠正一些错误的做法上，在人事的安排上，毛周有一些不尽相同的观点，但周恩来是在维护毛泽东路线不变的前提下，谈他的有别有于毛的意见的。行将就木的他，同毛泽东一样，寄希望于你父亲的能力和经验，让他把经济赶快搞上去。而你父亲最终要改变的是毛的路线--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抓经济只是手段，改变毛的路线才是目的，并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死后大干一场。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而且已被今天的现实证明了。胡耀邦下台后，在一次被采访时说（录音）：“邓小平对我说，现在毛主席的身体不行了，再不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医生（就是那个跑到美国去污蔑毛泽东的李志绥）偷偷告诉我：他还有一两年的活头。我一听就吓了一跳，天呀，在这一两年里，如让他抓住辫子再打倒，可就有好戏看了。他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们要把经济抓出点名堂来，建立起我们的基础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心，这就给文革派们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是他的估计还是出了问题，毛泽东经过思考，特别是听了毛远新和江青、张春桥一伙汇报后，决定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把邓小平搞下去。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他曾经对他身旁的人员说，“我还是低估了毛主席的能力”。“四·五”事件后，你父亲虽然又一次被撤职，生活上并末受什么折磨，薪金照发，住房调小了一点，和老红军谭冠叁住前后院。这在你书中第51节后，有详细的记述，就不必赘述了。
　　我总的感觉是：尽管毛泽东千方百计，费尽心思（让他去江西工厂劳动，目的是让他接近工农，了解工农，改变立场），想把你父亲这个难得的人才，拉到他执着追求的马列主义路线上来，结果还是失败了。你父亲正如毛主席批评的那样：“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黑猫白猫呀，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所以才把你父亲拿下台来。
　　总之他两个人的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尽管你父亲复出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永不翻案”，事实上是假话。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犯路线错误的头子改也难”。总括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的关系，可以这样说：红军长征和长征以前，如你在第一本书中说的，你父亲是“跟着走”。也就是跟着毛泽东的路线走，在叁年解放战争中，也可以说他是“跟着打”。我深信小平同志如今活着的话，也会这样说。一些无耻的文人，抱着谋取私利的动机，胡吹海话，甚至说“在前委书记邓小平指挥下，进行了淮海渡江战役”。“刘邓大军打下了碾庄圩子消灭了黄伯韬”。这与事实相去甚远，有的纯属捏造。我是打碾庄圩子的参加者，至今还记得第一个冲进圩子的是一个班长。那组包括“捷报捷报消灭了黄伯韬”这首有名的淮海组歌，就是华东文工团团长带着叁个创作人员和我住在一个房子里写的。
　　----小姐！话扯远了，还是回到毛邓的关系问题上吧！在“跟着走”、“跟着打”的基础上，建国初期你父亲也是“跟着干”的。八大以后，毛刘在路线上有了分歧，在思想上，至少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如阶级斗争问题上，你父亲更是倾向少奇同志的。但不像刘少奇那样明说直道。而且你父样一向是沉默寡言的。所以毛泽东不无埋怨说：“开会邓小平总离我很远坐”。这时的你父亲既跟着毛泽东干也和他对着干。你书中说：“对毛泽东敬重而不迎合，敬重是真诚的，不迎合是坚定的”。我认为你这话你只说对了一半，敬重是虚伪的，是为“不迎合”打掩护。因为你父亲的“不迎合”从来不是公开的。毛泽东是欺骗不了的，或很难以欺骗的。所以文革发起前毛泽东把你父亲划到刘少奇的路线里去。毛泽东逝世以后，你父亲以高度的政治技巧，迅速的掌握了政权、党权和军权，这时就公开和毛的路线对着干了，而且把毛的路线彻底推翻了。你父亲最后复出时亲笔写下了“我们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现在有人说他言而无信,其实这并不违反古训，孟夫子就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你父亲是个真正的大人物。
　　至于他是如何由“禁锢”到迅速掌权的，有人说著名的记实文学家师东兵的《短暂的春秋》一书有详实的记载。这书我也读过了，劝你不妨也读一读。目的是神圣的，手段是不必计较的。况且也正是你父亲的掌权和他的理论，才有今天中国的一切美好和不太美好的，甚至很坏的现状，才有了光明与黑暗难卜的未来。的确出现我非常担心并不应该我这个小民担心的某些现象，说明了，说白了，就是担心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使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
　　今天我们走的发展道路，和毛泽东要走的道路，泾渭分明自不必说了，似乎和你父亲的理论也很不一样了。到底是他的理论本身有问题，还是实践脱离了你父亲的理论，或者二者皆有，这是大而敏感的课题。我没有能力和资格来论述它，只是感觉很有点问题，是否像魏巍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说的苏联修正主义的特征那样，打着社会主义红旗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确有此现象。
　　你父亲说过：“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我们必须坚持和实现这些原则。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我们必须坚持和实现这些原则”。（见邓选，下同）又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还说：“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这些论述是极为正确的。遗憾的是，今日中国的现实，似乎已脱离了这些理论，正在向着与共产主义者希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如今我们还能说“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吗？还能说没有“两极分化”吗？至于你父亲说的“中国不大可能出百万富翁”（叁卷未入，详见《人民日报》），已如俗话说的“屎拉到鞋跟上，没法提了”。
　　你家就不止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报载你大姐邓琳在香港办画展，带去一百二十幅画，一抢而空。她拿了十幅画的钱，二百万元（港币），赠给了内地一个艺术单位。由此可以推算她这次画展至少可收入一千到两千万港币之间。据报导，类似的画展，在海外至少办过叁次，据此推算，收入在叁五千万人民币不止吧？你家庭的其他成员，收入也许没有邓琳这么多，也许难说，或许更多。但单就邓琳的钱平均起来个个都是大富翁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们兄弟姐妹，个个都有体面的职务和很好的岗位，这虽是你们个人奋斗的结果，恐怕也不能不说和你父亲有很大的关系吧！不过小平同志说过“我银行里没有一分钱”。这是真的。
　　小姐！你们的家庭是幸福的，比较起来可以说是最幸福了。在对待家庭的态度问题上细细分来，毛周邓叁位伟人，有同有异，相同的是都把政治放在首位，家庭放在次位，都一致热爱自己的家庭；所不同的是热爱的方式方法。周恩来为了革命，毫不犹豫的让夫人做了绝育手术，尔今连个亲生儿女也没有，众人都为之唏嘘，真是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至于毛泽东对待家庭的态度，似乎和周差不多，都有悖于儒家的常理。他一生有过四个妻子，第一个是父母包办，自己从未承认过，实际上也和你父亲一样，有过叁个。第一个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她就是英烈杨开慧。第二个是有着战功的老革命，因个性不和，离他而去，追到西安也没追回来，她就是令人婉惜的贺子珍。第叁个妻子，我看是个那拉式的人物，当了反革命，死在牢狱里，真是罪有应得呀。毛泽东叁个妻室，给他生了叁男两女，比你父亲多一个儿子少一个女儿，也许就是少了一个像你这样的有能为的女儿吧。叁个儿子都遭不幸，两个女儿也未成材。在革命低潮中，一个儿子丢失了，至今也未找着，一个儿子寄养在人家，被伤致残，一个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一个弟弟牺牲了，侄子被关进了监狱，真是够惨的。两个女儿的情况，你比我了解得清楚，她们是国内新闻媒体不系报导的人物。还是在80年代，实行计划经济的时候，新闻报道说，李讷拉着地排车去拉分给她的白菜。对于李敏，最近外电报道稍有谈及。说她住在上海的公寓里，足不出户，沉默寡言。母亲已盍然而逝，她自然没有好心情。
　　说起来毛泽东对待家庭以及亲朋好友，似乎未免薄情，但细细品味，却也“道是无情却有情”。毛泽东对同志对亲属是很有情分的。只是在执行党规国法上甚是严厉，对谁也不留情。他老家有个弟弟叫毛泽荣，知道哥哥在北京当了“皇帝”便叁番五次要求去逛逛北京。直到一九五叁年十月，才允许他的表侄文九明去北京汇报乡间意见时，嘱他把毛泽荣顺便带去。信是这样写的：“你有乡间的意见告诉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毛泽荣小名宋五，是我的兄弟，住在限门前，他多次来信想来京一行，请你找他一路同来。他没有出过门，请你帮忙他。他的路费亦由自备，由我补发。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的人不要来”。（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下同）杨开慧的哥哥要求提高烈属待遇，他回信说“要统筹安排”，“暂时只好忍耐一点”。要求去京工作，回信说：“不要来京，由湖南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
　　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学、朋友，有的曾有助于他，纷纷写信要求他帮助解决工作、入党、生活等问题。毛泽东在复信中，除热情叙旧外，对他们的要求，秉公答复，毫无私意。“……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宜就群众利益方面而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的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名，不知以为然否？”这是他对老同学毛森品向他要求介绍工作的答复。
　　“……惠书敬悉，甚感盛意，迟复为歉，组织问题未便率尔介绍，应就当地有所表现，向当地组织请求，听候解决”。这是他对在湖南一师要好同学周容要求他帮助入党的答复。
　　“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照顾少数地方……”。这是对时任家乡湘潭县区委宣传委员毛逸民要求照顾当地烈属的答复。
　　这一切是毛泽东对待亲朋好友态度的实录。对他的身边工作人员，秘书班子、警卫人员、要求更为严格，简直有点“薄情”，没有哪一位因是他的身边工作人员而高就或获得什么额外好处。有的调离其它工作多年，周围还不知道他曾是毛泽东的警卫员。对他的秘书在政治上则要求极其苛刻，有的不能理解，心怀不满，以致后来成了“反毛名星”。也有的身怀二心，扮演着二花脸的角色。毛泽东吃香了，他是颂毛高手，毛泽东受批了，他就踹上一脚，时而在这方面“浓浓的抹上一笔”--红色的一笔，时而又在那一方面“浓浓的抹上一笔”--黑色的一笔，虽有点投机取巧朝苍暮黄的的嫌疑，人家可是赚大了，爬上了高高的职位。
　　小姐！我想你会和我一样承认毛泽东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个大智大勇的人。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在某些方面，他又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晚年连他身边聚拢了那么多反革命，包括他的妻子侄儿在内，他都不知道。这些你和你父亲看得很清楚，我就不必去说。其实他还有许多的不足。在生活上，可以说他是个大外行。既不懂人情世故，更不懂生活技巧，连吃饭穿衣也糊里糊涂。一件内裤，裤脚上打着补钉，去接见外宾时，警卫员李银桥不得不惊告他：“可别跷二郎腿，那样内裤脚就露馅了”。读书虽多，却不懂养生之道，甚至不相信医生的劝告和药物的疗效。他不同意周总理癌症开刀，知道后还嘟嚷“他就知道开刀”。饮食很不讲究，最大的奢侈好吃红烧肉。而这又恰恰对老年人不利。这些方面，周恩来也不比毛泽东高明稍许，只知拉车不止，不知保养休息。这两个人，都是工作中的狂人，生活上的笨伯。倘若他们稍加注意，至少两人中的一个也许能多活个十年八年。不过人生有死，自古亦然，人既已死，侈谈养生，对死者何用？徒令人悲伤耳！
　　小姐！你父亲在养生方面，在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方面都似乎与毛周有些不同。工作上，凭着他的智慧和经验，举重若轻，又是一个乐天派，使他发愁的事不多。晚年他曾在答外国记者问时说：“我每天工作两小时”。我虽然感到有点吃惊，细细想来，工作两小时也就够了。但其余的时间如何打发呢？十小时或十二小时用于吃饭、睡眠足够有余，剩余的十二个小时读报看书外，大概就是含饴弄孙和摆方阵、打桥牌、摔扑克了。后几种嗜好是尽人皆知的。从你的书中，也可看出，他最后一次被打倒，你父母亲被送往东交民巷十七号“禁锢”时，走前你二姐还没忘把一副扑克装进父亲的口袋，真是知父莫如女呀！你把小平的被罢官，称作“禁锢”是正确的。辞典上就是用罢官解释这两个字的。今人大都把禁锢理解为囚禁，这不正确。
　　无论是去江西还是在东交民巷，都是一种保护措施，你书中也是这样说的。特别是在江西军事干校那一段，说成暂时停职也未尝不可。薪金基本上是照发，还配了警卫员和生活秘书“黄干事”。香港一位作家在书中说，你家把黄干事看成是监视你们的，因此对他很不友好。小平复出后，这位干事被长期审查，最后复员处理。这位作家的记述不可尽信，就作参考吧！党内斗争虽然也很残酷，但在和平时期，怀着私愤私恨把对立面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置于死地，时人后人都不会认可的。即使不怀私愤私恨，并怀着神圣的目的，但其结果却导致对立面不疾而终，或延医而终，使少奇同志过早的离开人间，后人同样也是不认可的。这也是文革“左”的错误的重要一环。但毛泽东怀着崇高的理想和美好的愿望，费尽心机想把小平拉到他的路线上来，却没想到你父亲使他彻底失望。即使如此，毛泽东也没有把你父亲看作反革命，一直留在党内。
　　现在，自然你和你的写作助手们，尤其是文献室的某些先生们看来，邓小平反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反对了，真理都在你父亲一边，并以改革开放以来的美好伟大成就为证，但在我看来并不尽然，甚至还有些担心。那个印尼的苏哈托上台的时候，全国人均生产值不过四十多美元，下台时人均生产值二千多美元，翻二十多倍，故苏哈托有“改革之父”的美名。今天又怎样？外电报导，致少叁分之一的人吃饭成了问题。经济一厥不振。至今国内乱哄哄的。苏哈托则被告上了法庭。他畏罪潜逃的儿子，正在追捕中。当然我们的改革不会有这样的危机。我们有六千叁百万党员，有很好的人民，有毛泽东思想根底，有力挽狂澜于既倒的能力，然而这一切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市场经济的规律，若资本主义复辟，经济搭上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列车，那就不由得你了。会不会人家打喷嚏我们就感冒也是难说的。
　　小姐！你的这本书，主题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这个话题是很大的，它涉及到对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某些重大问题的结论。对不起，我对决议的结论，部分地并不和中央一致。认为它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党章规定，党员对中央的决定，有不同意见也是可以提的，只是必须按照组织手续办，因此我无法向你阐述我的意见，况且我的意见恰恰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现在我只能作为一个你书的读者，谈我与你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截然不同的看法。
　　小姐！关于文化大革命，已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彻底否定了，我可是否定的很不彻底，甚至连“彻底否定”这四个字也不同意。一切事物都是在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中发展着。肯定和否定是对立的统一。少了一方对方也就不存在了。对你来说，文革是被彻底否定了。我也有否定，只是在肯定的前提下否定的。在你的感受中，文革是一次浩劫，我只承认是一次失败。但它的理论并没有失败，正如巴黎公社失败了，而原则永存，并且不断的表现出来（先表现了苏联，又表现了个新中国）一样，还会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的表现出来，有头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深信不疑。只有那些政治侏儒和有奶便是娘的宣传家才看不到这一点。令我遗憾和痛心的是，如今文化大革命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如果有谁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作一点辩解，便遭到某些先生小姐太太和新生的资本家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恶恨恨的咒骂、嘲笑和打击：“怎么？难道你小子还想再来一次那种伤天害理的文化大革命吗？”，他（她）们恨文化大革命比恨日本鬼子和帝国主义厉害的多。我的半个熟人、现已跑到美国去的王若望，就在一篇文章中表达这样的看法。德高望重、文学大家、现任作协主席的巴金先生，别说提文化大革命了，一听样板戏就起鸡皮疙瘩。就在八一五那天，一位老同事，还在信中指责说“难道还有人想把中国拉回到文革和文革前的时代吗？”，你看他不仅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连建国后的叁十年都否定了，他还是一位“邓小平理论研究会”的会长呢！难道这就是他研究的结果？
　　在此我要对这些畏文革如狼虎的先生们说：“一个人不能在同一条河上过两次，事物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但历史是不会重复的，只会有惊人的相似。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种文化大革命不会再有了，先生们大可以放心，只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指导下的大革命--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革命，肯定还会发生”。
　　小平曾说过：“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目的是防修反修”。对极了！如果你父亲的话没有被否定的话，防修反修定还会搞的。不搞就可能象前苏联那样，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使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白流，这是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者绝不允许的。
　　小姐！你是小平的爱女，第一家庭的成员，又是当代的知名人士和作家，如果向你谈一点理论性的问题，不是犯傻就是孔圣人门前卖书笔，真是太不量力了。可是，为说明我对文革理论的看法，我还是得犯点傻，在孔府宅边，摆个小小的文具摊。
　　不说你也知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有本质的不同。它不是换汤不换药，也不是换神不拆庙。而是汤也换，药也换，神也换，不仅拆庙，连庙基都得挖掉。所以毛泽东“登基”后不久，就向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私有制开刀，先后在农村和城市，实行起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基本上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打了个粉碎。
　　可是从根本上来看，共产党掌握的这个新生政权，并不牢固。特别在思想意识领域里，她还十分脆弱。资产阶级还占有很大优势，汪洋大海般的小资产阶级，若不抓紧教育引导，随时随地都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是党的干部褪色变质十分有利的条件。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还未消逝。而最可虑的还是当时的许多共产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即使在党的高层领导中，也是如此。那些不读马列的书，单凭革命经验办事的同志，尤其如此。在如何改造旧的经济基础问题上，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特别是要不要继续坚持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以及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和团结党外人士问题上，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党内是有分歧的。集中的表现是要不要坚持继续革命坚持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在毛泽东看来，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虽已基本完成，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虽已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并未结束。苏联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拼凑了一整套所谓“和平共处”、“和平演变”、“和平竞赛”、“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毛泽东清醒的认识到修正主义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必然产物。必须十分惊惕，加以防止。
　　为了党不变修，国不变色，防修反修，毛泽东决心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并大声疾呼，向全党宣告：“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并明确的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政治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共产党人“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虽然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毛泽东讲的上面这些话，是否也是不经之谈？那就让历史这个庄严公正的法官去判决吧！它是无情的。我可能被你认为是中毛毒很深的人，或者别的什么人，脑袋僵化啦，极左分子啦，那就随你的便了。反正我说出了一点点心中的大实话，并在老年人中有广泛的代表性。
　　小姐！我的话扯远了，再拉回到你的书上来，你的感情流水账--《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控诉和鞭笞，自然也就成了文革史的重要一章。最使我不能容忍的是你把周总理硬拽上了你父亲的列车上。这是对周总理的侮辱，也是别有用心的。一般说来，当代人写当代史，犹如不照镜子看自己的面孔那样，是很难看清楚的，不要说还带着偏见了，而偏见比无知还要愚蠢。须知历史是有其本来面目的。绝不是胡适先生讲的是“任人打扮的村姑”，也非黑格尔讲的是“对已发生行为的叙述”。因为同样的一种行为，对其叙述可能是很不一样的。甚至是恰恰相反的。
　　说到这里，不妨讲个故事你听：远在十七世纪初，历史学家罗利被叛死刑关在监狱里。他想在死前抓紧时间写完一本世界史。一天，无意中看了两个狱卒吵架的全过程。正好一位来狱中看他的朋友，也从头到尾看了这场狱卒吵架的经过。见到罗利后就向他叙述这场吵架的事。罗利发现两人观察的结果大相径庭，使他大为困惑：亲眼看到的事，两人叙述尚且如此不同，那些千百年前的事，怎么能详知呢？这使他写史丧失了信心，连已经写成的部分也想付之一炬。但这个故事只能说明同一事物，如果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用不同的观点去观察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不能说明历史是不可知的，更不能说明历史是一块橡皮膏，任人捏弄。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历史是清楚的。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用这个观点看待历史的，是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也是这样看的。把人类的文明史看作是阶级斗争史。马恩说：“我们绝不同那些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一道走”。列宁则说：“一切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都是胡说八道”。他们还说这种人，只配和非洲袋鼠一样关在笼子里供人欣赏。而今天，中国的袋鼠，变成了某些人的宠物。小姐！我不知道你对上述马列毛的话是赞成呢，还是反对，是认为过时了呢，还是认为仍有现实意义呢？认为是巅扑不破的真理，还是荒诞不经的谬论呢？“阶级斗争”可是一直写在了党章上的。
　　小姐！《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写的是历史，也是文革中你家的历史。你用“动乱”作为文革的代名词，动乱并非总是坏事。这是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国民党就曾把共产党和支持同情共产党闹革命的人称为“动乱”分子。动乱岁月和动乱分子有时很难分开。
　　你的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是用“感觉论”写成的。感觉论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种。这两种你的书中都有。只是后者大于前者。感觉虽然是一切知识的源泉，但它毕竟处在认识的初级阶段。我不客气的说，你书中对文革的叙述，多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你和你的助手周力平未能从总体上把握矛盾各方面的特点，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描写的自然也是这一面。其实也无法期望你们认识到另一面。我觉得改组后的中央文献室似乎象是个派性单位。这当然不是指文献本身，是指的某些人，比如，有人就把毛泽东1942年对国民党驻延安代表说的“我们主张搞七分资主义，叁分封建主义，社会主义是下一步的事”这段话，主动提供给胡绳先生，供他解释毛泽东的思想。
　　小姐，你到那里去找你需要的材料，是非常容易的，甚至不用动手。如果我想去找毛泽东文革中和文革前后的历史资料，连门也没有。因为我想证明毛泽东关于文革理论正确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证明“彻底否定”是不对的，是不符合辨证法的，证明毛泽东的理论被人歪曲了，歪曲得面目全非。这一切，就和你宣传的文革大相径庭了。你想，假若和一个一听样板戏就会起鸡皮疙瘩的人去谈文革理论是正确的，那不是对驴而是对老虎弹琴，它会一口把你吃掉。今天我之所以斗胆向小姐你说我拥护文革理论的话，因为：有关政治理论是允许有不同派系的；是在私人通信中谈，即使我信仰这理论并不正确，也不是妖言惑众。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许可内进行活动”。宪法是主张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现在几乎是什么“屁”都可以放了。你看国务院体改办主管的《中国改革》，不是大声疾呼的叫喊“国企非国有化”吗？什么是“非国有化”？还不就是私有化嘛！你看到那个原在社科院的曹思源，大喊“人间正道私有化”，从国内喊到国外。
　　公有制是上了宪法的，他们的言论是违法的。可是他们不是依然很吃香吗？
　　我根据自己信仰的理论--马列毛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文革的理论，谈谈自己的看法，何罪之有？当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就加吧，大不了坐几天大牢就是了。牢这玩艺，过去共产党人是常坐的，而且一边坐还一边唱“它妈的它妈的，我们要把牢底来坐穿”。鲁迅先生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不是烈士留下的名言吗？坐牢有什么可怕，何况我总觉得现在除了物质生活外，在思想言论上，已和坐牢相差无几了。据说军队给离休老干部队发了个“十不准”。我从法国和美国的广播中都听到过，但不知道具体内容是什么。几经周折，在一位军队干休所的老战友那里看到了。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其中有一条是“不得擅自和海外境外的人联系”。我问他是否和你在法国的儿子通信还得经过批，他苦笑一下没有回答。其中还有一条是不得给政治背景不清的场所刊物题词写序。我问这位经常给人题写店名、厂名和匾额的书法家今后怎么办，他说：“好办，不写不就是了”。还有几条我看也有问题，或含糊不清，或有与宪法相悖之嫌，给我的感觉是将这十条加以修改充实，差不多和劳教条例无异了。他对我说，他赞成下边四句话：“收入不多可以过，住房有屋就是破，圈养起来防出祸，说是财富又嫌多”。经他这么一说，我倒觉得比地方的荣军好多了。他们是“远看象个要饭的，近看象个拣破烂的，原来是荣军医院的，一问还是个抗战的”。他听到这里，想笑也笑不起来了。我和他都年事已高，同龄人大都死去，我就是死也非好死。现在还得为儿女的生计犯愁，凭着老本打工似的挣几个洋钿，补助儿女生活。说来也很不愉快呢！
　　小姐！你真是幸运又幸福之人呀！又当风华正茂之佳龄，至少还有几十年的活头。我祝你再写几部你父亲的书。最好写《在父亲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新中国》之一、之二、之叁………，一直写下去，直到不能写为止。那时的中国肯定是一条大龙了。之一可以写写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种种弊端、危害，甚至罪恶，至于十月革命后欧洲最贫困落后的俄罗斯，为什么能在敌人封锁围困下，靠计划经济，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短短七十年内建成了世界一流强国，就不必去理它，那不过是被赫鲁晓夫称为“白痴”的斯大林和一伙头脑僵化的人，即马克思主义者钻了时差的空子，侥幸而成，不值得研究。之二可写“巨龙腾飞”，之叁、之四，那时我已成为化石，写什么无从谈起。但肯定已是空前盛世。至于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盛世，还是社会主义的盛世，只有极左分子才计较这个呢，大可以不去理它，当然盛世也会有毛病，腾飞也会有挫折，那是一个指头和十个指头的关系。有人说张子善、刘青山两位孤魂若地下有灵，肯定会自叹贪不逢时。现在纵使有千二八百万贪污分子，和十二亿人口相比也还是少数。至于贫富差距，更不是大问题，若用“假定”算法来算，差距是微不足道的。这种算法是原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先生发明的。他写的《在贫富问题上仍需拨乱反正》的文章中，有极精彩的表达：“假定全社会存款为六万亿，那么80%的存款就是4.8万亿。这4.8万亿不要说20%的人占有，假定只有5%的人占有，人均多少呢？12亿人的5%是六千万，4.8亿平均到六千万人头上，每人是八万元。大家可以想想看，5%的人，人均存款八万元。有必要大惊小怪吗？”，的确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才八万元。多吗？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说多是没见世面的缘故。你看世界200个大富翁的财富，是贫困中国家人民全部财富的总值，也没有人大惊小怪。我们这点贫富差距，能说大吗？不大不大，大乎哉，不大也！简直是花和尚拔小葱，不值得一提。我真佩服这位高等数学家的智商。不过这数学家没有用他的“假定法”算一算平民百姓平均存了多少。也没有说那些大款们，是怎么这样快富起来的。包括不包括叁千多亿美元的外资和一千五百亿美元外债的作用？
　　过去一个民主资本家的发达，往往要奋斗一辈子甚至两代人，而今天的拥有巨大财富的新贵们，几乎在转眼之间就富起来了。其中有的是靠权力富的，有的是靠卖“爷田”富的，有的是靠投机倒把富的，有的是靠钻政策空子富的，真正靠出大力流大汗，艰苦奋斗，奉公守法成为千百万富翁的，有多少呢？更有的相当一部分人是靠贪污受贿富的。这种人有多少，我说不准，只能说相当普遍。有个民谣这么说：“现在的官，有一个枪毙一个，可能冤枉个把好人，两个枪毙一个，又可能有漏网的”。在许多群众的眼里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当然清官还是不少的。《生死抉择》上的一位就是一个。还有，部队的战友告诉我，军队还算一块净土，仍不失为国家的顶梁柱，使我们现在还不致于象前苏联那样，在一夜之间让资本主义复辟了。但是，若让私有制的恶浪和腐败之风继续泛滥下去，钢铁长城也是会被冲垮的。人民的吼声会响彻中原大地。那时“发展是硬道理”的道理也会变软的。
　　小姐！我看你的《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后，心情是很不平静的，你的书，是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嘲弄，更是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控诉，而我恰恰和你相反。
　　我绝不幻想我的这封信会动摇你的立场观点，你也别想我会放弃自己的看法。“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至少目前咱们是不相安的，不相安……

　　转载自《燕南社区》

　　社会在进步，春晚也在进步，也不是说节目的质量都有多好，虽然我一向对央视的节目水准不敢苟同，但春晚就象鱼肉在砧，接受着越来越多的人不是用娱乐而是用挑剔的目光去鉴赏，人们在民主进程中首先学会的是对人、对事、对环境的苛刻，而不是宽容。今年春晚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开场的儿童歌舞，在转播屏幕上打出了由专业人士表演，请勿模仿的字样。不管是出于法律责任或是其它目的，这样的提醒总是让人感到贴心和舒服。经常看港台的综艺节目和广告，此类的字幕提醒已是司空见惯，他们的综艺节目也分的很细，什么层次应该怎么看一目了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儿童。反之我们通过层层审查虽然没有过分夸张的节目和影视剧，却还是有许多明显需要家长陪同或指导观看的地方。再看看我们的广告，就在春晚节目之前，还有一则牛奶广告，几个活泼雀跃的少年，跳在空中象足球运动员似的甩头去顶飞起的牛奶饮料。且不说这种艺术表现对于主题有多大意义，而且软包装的棱角比起板砖来也算不上什么，但我想这个动作即便让专业球员来表演也有一定危险，更何况是它普遍的青少年消费者。好在这种意识已被越来越多的媒体认可，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法律或是行业规范来约束。

　　希望这一天早些到来。

　　北京这个诡异的冬天终于在05年的最后一天敷衍地飘了一点雪，虽然还不足以改变这冬天的成色，但好歹有了冬的意思。扫雪的人好似憋了一冬天的劲，肩膀酸疼难受，终于盼来大展拳脚的机会了，没等雪落得踏实，就扫了个干净。于是就怀念沈阳的雪，那种名副其实的感觉。99年的这一天，天空也是飘着雪，我和几个朋友在市府广场和上万人一起迎接千禧年到来的钟声。夜黑风高，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却象开锅的水一样沸腾不止，雪花在灯光的映射下显得分外晶莹。我们神情激昂地徘徊了三个多小时，最后在广场巨大的电子时钟下停了下来，时间已经指向激动人心的倒计时，所有人都准备好了嘴等着呐喊。旁边一位小姑娘突然很温柔地叫住了我。能帮我们照张相吗？一张兴奋溢于言表的笑脸，我还没来得及想明白该不该拒绝，一个傻瓜相机已经塞到了手里。于是我蹲了十秒钟，准确地在时钟走到最后一刻时让它和几个少男少女合了影。当我站起来，满天已是焰火飘散，千禧年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到来了。人的一生，尤其在知道什么是憧憬，而且还能憧憬的年纪，能赶上一次千年交替已是非常幸运了，而在这千年交替的瞬间能稀里糊涂地给别人做件好事也未尝不是福份。现在再过新年，已是回忆渐多，憧憬渐少了。

　　工作象海绵里的水，只要领导愿意挤就总是有的。在混混沌沌的忙碌中，不知不觉又到了年底，回想这一年，除了工作竟然找不到一点可以刺激记忆神经的东西，是生活太乏味了还是神经太麻木了，又或者两者都有，而年龄却无可阻挡地又前进了一岁。

　　奥组委不知从哪弄出来的五个四不象的吉祥物本就让人添堵，央视又爆出现场转播不给超女镜头的丑闻。央视啊央视，你到底要沦落到什么程度？
　　从造价百亿的豪华大楼到年薪数十万的会说标准普通话的名嘴，从手握一切重量级活动的转播权到党和国家的舆论喉舌，央视作为中央媒体，占尽天时地利，却仍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封杀地方电视台出品的超女，实在让人感到悲哀。
　　央视一直以老大自居，霸权地位让其它电视台无法望其项背，却因为自己节目的水次质量，借国家赋予的权利打压地方小台。且不论湖南卫视炒作出的超女水准到底如何，既然她们被奥组委请到了这个舞台上，她们就理应享有和其它演员同等的权利，仅仅是可怜的在全国人民面前露露脸的权利，却被高傲的央视无情地剥夺了。超女只因被不该捧的人捧红，红到不该红的程度，成了央视一个解不开的心病。垄断是公正的敌人，狭隘是恶俗的源泉，这种丑陋行径真的能让江河日下的收视率获得提高吗？看看央视假模假式还放不下架子的娱乐节目，毕福剑的《梦想剧场》只适合50岁以上的农村观众，李咏又臭又长的《梦想中国》不过是又一场做作煽情的闹剧，屡爆贪污和准入丑闻的春晚更是让人一次次失望。作为国家级电视台，你可以不给我们能看的东西，那是咱们水平低没办法，但是还不允许别人给我们可看的东西，那就是人品问题了。你除了皇帝的新衣已经一无所有了，仅剩的大家风范也让你不知怜惜地抛弃了，2008，你如何能大言不惭地代表中国高呼“以博大的胸怀迎接世界”？

　　毛之所以能看上江青，说明江青自有过人之处。论貌自不必说，江青当年也算是一个电影明星；论才，也不是一般女子能比得了的，论书法，她是顶尖级的，就连当年李讷要学书法，毛对李讷说，你去跟你妈妈学吧，你妈妈的字比我的好。
　　江青年青时所写的《为自由而战牺牲》一文全文抄录如下：
　　真是怪事！世界上没有一样有生气的东西是不喜欢自由的。尤其是称为万能的人类，有时竟为争自由牺牲了生命。
　　在我很小的时候，那好像是一个五月天气。舅舅特地从乡下赶来，送给我一个很美丽，名字叫做金铃的小雀子，因为那种雀子叫起来像铃一样的清脆动听。我快活的不知怎么样才好，忙着弄这个，弄那个给它吃，可是这个可爱的小东西不但不吃，而且满笼子飞扑。母亲等舅舅走后，逼着我放它。不过，那时候我任性的很，哭着，闹着不许放。可怜的小东西，在我家过了一夜就死了，连水都没有喝一口。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太残忍了。剥掉了它的自由，最后逼它走上死路。
　　一个雀子尚且为求自由死了，那么人，尤其是受着重重的束缚的妇女，当然更应该勇敢的去争取自由了！自由神可以说是我们妇女争自由的一段记录。在那里边我扮演一个女兵，她就是为争自由而牺牲了。但是这种牺牲并不是个人的，无目底的，而是世界上所有妇女的牺牲。牺牲的代价——最后得到真正的自由了！美国有一位历史家房龙先生，他写过一本名叫人类自由思想发达史的书。他似乎把历史看成了一部自由思想发达史似的。虽然他的见解有些片面，但是大体上我认为是对的。因为过去的许多事实，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实在就是一部争自由的纪录！
　　自由神，不过是这大部的纪录中的一小页而已。
　　从这篇文章，我看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知识女性......
　　文革期间江青是干了很多坏事，作为毛的一条狗有些事是她奉主人之命干的，有些事是狗仗人势主动干的。不管怎么说江青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她不仅有才，还有思想，只可惜她成了政治和权力欲望的牺牲品，这是她人生的一大悲剧，江青的命运怎么看都像她文章中的那只“名字叫做金铃的小雀子”，只是死法不同罢了，最后江青是在寓所自缢而亡。可悲可叹！
　　江青简介：
　　江青，1914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街，取名李进孩，乳名二妮。祖父李纯海，父李德文，母李栾氏。1921年夏，考入山东省诸城女子学堂。入学时，学监薛登焕为其改名为李云鹤。
　　1926年，因侮辱修身老师，被学校开除。同年，父亲李德文病故，母亲带她到天津同父异母姐姐家暂住。
　　1926—1928年，在天津闲居，曾在天津英美烟草公司烟厂当童工三个月。开始爱上京戏，萌生了当演员的念头。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杀害，李云鹤于姐夫王克铭调防前离开天津市，到济南投奔堂叔李子明。
　　1929年夏，考入赵太侔与王泊生创办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习戏剧表演。
　　1931年春，因经费困难，韩复渠下令解散实验剧院。李云鹤随王泊生到北平参加晦鸣剧社，演出京剧折子戏，因失败返回济南。
　　1931年5月，在济南与裴明伦结婚。
　　1931年7月，与裴明伦离异，到青岛投奔赵太侔。
　　1931年7月—1933年4月，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并同时半工半读。与俞启威（黄敬）相识、相恋、同居。
　　1933年2月，由俞启威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4月，俞启威在青岛被捕。下旬，李云鹤经赵太侔的夫人、俞启威的胞姐俞珊介绍，前往上海，由此失掉组织关系。
　　1933年5月，由田汉之弟田洪介绍，到上海大厦大学做旁听生，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引起左翼教联注意。
　　1933年7月，由田汉及其弟田源介绍，到陶行知所办晨更工学团工作，化名李鹤，在沪西郊区小学任代课老师。俞启威出狱后曾来探望。
　　1933年9月，在纪念“九一八”两周年时，参加演出话剧《婴儿杀戮》。此剧演出费用由陶行知先生资助。
　　1933年10月，由陈企霞、王东放介绍，在左翼教联参加共青团，成为左翼教联正式盟员。
　　1933年10月，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话剧团体，演出《锁着的箱子》。经同学魏鹤龄介绍，认识了赵丹、顾而已、郑君里等影剧界人士。
　　1934年元旦，参加拓声剧社，演出话剧《天外》。
　　1934年9月，与共青团交通员阿乐在兆丰公园接头后，在曹家渡被捕入狱。
　　1934年12月，经教联求保获释。
　　1935年1月，到北平与俞启威同居。
　　1935年3月，回到上海，进入电通影业公司，并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剧人剧社的演出，改名蓝苹。
　　1935年6月，在上海演出话剧《娜拉》，受到好评，结识崔万秋，并与之来往频繁。
　　1935年，在“电通”参加影片《自由神》及《都市风光》的拍摄，除任配角外，兼任美工助理、场记。
　　1935年9月，与“电通”同事、影评人唐纳相爱同居。
　　1936年3月，组织“三八”节游艺活动。
　　1936年4月，在杭州六和塔下，由沈钧儒证婚，蓝苹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同时举行集体结婚仪式。参加者还有郑君里、李清以及摄影师马永华。
　　1936年6月，谎称母病，离开上海到天津找黄敬（即俞启威）。
　　1936年7月，唐纳在济南第一次自杀，获救。
　　1936年7月，蓝苹与唐纳双双回沪。蓝苹加入联华影片公司。
　　1936年7月，参加演出费穆导演的影片《狼山喋血记》，扮演片中刘三之妻。在《联华交响曲》组片之一《两毛钱》中饰一女佣。
　　1936年8月，与王莹在“业余剧人”中争演《赛金花》。
　　1936年9月，金山、王莹等组建四十年代剧社，10月公演《赛金花》。
　　1936年9月，与章泯开始相爱。
　　1936年12月，“业余剧人”排演《大雷雨》，章泯导演，蓝苹饰女主角卡特琳娜，1937 年2月公演。
　　1937年2月，蔡楚生导演的影片《王老五》开机，蓝苹饰王老五之妻。
　　1937年5月，《大雷雨》第二次公演。5月30日，唐纳第二次自杀，获救。
　　1937年6月，章泯与其妻肖琨协议离婚，与蓝苹正式同居。
　　1937年6月，被联华影片公司解聘。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中旬，离开上海，奔赴延安，章泯与葛一虹相送。

　　（转自乐趣园）

摘要：去乌鲁木齐出差了十天，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旧地，自有一番感慨，记下吐鲁番和天池游记，脑海中却还闪现着那青春年少的蹉跎岁月...　查看全文